类型三：“太极型”干部

主要表现

遇到问题左躲右闪、上推下卸，推诿扯皮、回避矛盾，不担当不作为不负责。

典型案例

2017年，云南省个旧市扶贫办原副主任吴劲兵在负责卡房镇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摸底调查工作期间，自由散漫、消极推诿，多次以“调动工作”“原单位有事”“由镇上主导这项工作，我们只负责配合”等为由，擅自离岗，将工作交给他人代办，致使229户贫困户被漏评、59户返贫户情况核定不准，摸底调查工作未能按时完成，严重影响脱贫攻坚工作进程。

2017年12月，吴劲兵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类型四：“木偶型”干部

主要表现

对待工作庸懒散拖、敷衍塞责，工作不推不动，推一下动一下，甚至推而不动。

典型案例

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岳普湖县畜牧兽医局在落实上级下达的扶贫项目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够，论证不充分、决策不规范，制定的实施方案结合实际不紧密，可行性、操作性不强，项目落地困难，致使2016年退耕还草项目资金、草原畜牧业转型示范建设项目资金滞留。

2018年畜牧养殖良种繁育及推广项目多次变更，进度缓慢，截至2018年10月5日，仅完成项目总进度的12.9%，严重影响贫困群众利益。对上述问题，岳普湖县畜牧兽医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高森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畜牧兽医局原副局长、动物卫生监督所原所长阿不都艾尼·那曼负有直接责任。

2018年10月，高森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阿不都艾尼·那曼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由副科级领导职务降为科员。

类型五：“打盹型”干部

主要表现

精神萎靡不振，遇事装聋作哑，对群众反映问题无动于衷、消极应付。

典型案例

湖北省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2016年7月成立后，当地群众反映“办证难、办证慢”问题一直较为突出，中央和省有关部门明确要求进行核查处理，市政府多次召开协调会、现场办公会研究整改措施，市纪委派驻市房产局纪检组约谈了湖北省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负责人谌宏等人。但黄石市国土资源局、市房产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重视不够，行动迟缓，一直未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整改。

谌宏等人漠视群众呼声，对这一长期诉求和意见消极应付，一味强调客观条件限制，拒不落实上级部门多次整改要求，反而擅自作出每天限号50个的受理业务决定，导致“办证难、办证慢”问题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出现“哪怕闲着，没有号，也不受理登记”的情况。

最终，谌宏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撤职处分并降级；市国土资源局、市房产局相关责任人分别受到相应处理。

类型六：“走秀型”干部

主要表现

华而不实、弄虚作假、虚报瞒报、遮掩问题，搞形式、走过场。

典型案例

2009年，浙江省桐庐县对桐庐兴合新型墙体材料厂进行拆除关停，并同意其进行迁址技改。当年11月，在企业选定拟迁新址，县国土资源局、经信局（墙改办）等单位相关工作人员赴现场踏勘。

到达现场后，企业主指向钟家坞内一处小山，告知工作人员此处为拟迁新址，并口头介绍了有关建厂计划等概况。在地势高处观察了地形地貌等情况后，工作人员未准确核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规划等必要信息，便向企业流露出该区块土地性质不涉及基本农田，尽力协助其办好手续的意向。

2012年初，江南镇政府和镇国土所突然通知企业，厂址中间部分地块属基本农田，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求停建。因相关职能部门前期草率的调研和初审，致使土地利用规划一直未调整到位，审批手续也迟迟未能完成，导致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长期未得到有效处置。

2018年6月13日，该县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县国土资源局、经信局（墙改办）等单位在企业选址联合踏勘、实地调研时，搞形式、走过场、不深入，导致企业长期非法占用农用地，2家责任单位和14名责任人分别被问责：责令江南镇、县国土资源局等2家单位向县委、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对江南镇、县国土资源局、县经信局（墙改办）等单位的14名相关责任人、责任领导进行问责，其中立案审查1人、诫勉3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5人、批评教育5人。

类型七：“梗阻型”干部

主要表现

吃拿卡要、冷硬横推、新官不理旧账、新人不理旧事。

典型案例

2016年至2018年，吉林省榆树市育民乡政府原危房改造工作负责人胡显超利用负责该乡办理危房改造工作的职务便利，违规向残疾贫困户张某某等3户村民索要好处费和高档香烟共计0.63万元；以“照相费”名义向182户危房改造户违规收费2.44万元，并从中侵占2.26万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列支出、虚开发票等手段，骗取财政扶贫管理资金1.91万元据为己有。

2019年2月，胡显超受到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公职处分，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类型八：“两面型”干部

主要表现

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贯彻上级部署打折扣、搞变通，不讲规矩，我行我素，自以为是。

典型案例

三都县是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也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唯一的深度贫困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三都县委原书记梁嘉庚信誓旦旦：“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带领全国63%的水族人民脱贫就是天大的事”。

但在实际操作中，他却把精力和资金都集中到与脱贫攻坚工作无直接关系的“养生谷”“千神广场”等“高大上”的综合开发项目上。都江镇曾是梁嘉庚对口帮扶的乡镇，但他却很少进村，就算去了也只是带着商人看项目，在村委会开个会就走了。2017年8月30日，针对三都县委、县政府存在的不聚焦精准脱贫工作、目标发散、力量分散等问题，黔南州委、州政府对三都提出批评并“约法三章”，梁嘉庚口头答应却不执行。

2018年6月22日，梁嘉庚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类型九：“三拍型”干部

主要表现

搞“一言堂”，工作脱离实际，违反规定乱决策、乱拍板、乱作为，出了问题不解决、不报告。

典型案例

云南省红河州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和建在长期担任一把手的过程中，渐渐养成了说一不二、颐指气使的骄狂之气。尤其是在担任红河州委政法委书记后，耍特权、耍威风，霸道、张扬的个性发展到了极致。

和建担任红河州委政法委书记近10年，大肆弄权，为所欲为。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基本由其一个人把持，真正是决策拍板“一言堂”、选人用人“一句话”、财务支出“一支笔”、大事小情“一把抓”。很多同事评价他：“他作风强势、霸道，容不得别人反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个人说了算，如果别人不听他的，或不如他的意了，就会骂人、拍桌子、摔杯子。”“他喜欢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喜欢下属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感觉。”

2018年10月15日，和建被云南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今年1月被通报开除党籍。

类型十：“佛系型”干部

主要表现

当老好人、和稀泥、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贪不占也不干。

典型案例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作为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人，不正确履行职责，在衡阳多名人大代表候选人其反映贿选情况时，童名谦只是召开会议对换届纪律进行了象征性的重申，没有真正对违纪违法行为“亮剑”，致使送钱拉票之风愈演愈烈，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

2014年1月，童名谦被通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还沦为了“阶下囚”。

（资料来源：新华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